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对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基于国家从顶层设计的战略层面对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所提的要求，中国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工作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互动性有所增强。本文从研究议题、学理建构、研究方法和实践启示等维度，回顾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进展，希冀以此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启示。

一、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及特征

(一)以理论和实践创新观照时代语境

1. 筑牢战略基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

国际传播体系是涵盖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客体受众、传播效果等诸多因素的系统集成概念。从“国际传播能力”到“国际传播效能”再到“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概念矩阵表述演变，所体现的是国际传播工作不断深化、不断拓展的过程，其底层逻辑是要面向世界，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一历史使命的提出，要求国际传播研究从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多方面成体系地回答这项重要战略部署，明确国际传播矩阵对于扎实筑牢国际传播体系基础底座的重要性，并提出健全评估研判机制、优化议题设置机制、建立交流合作机制、构筑防御应对机制，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陆小华指出，其中至少涉及三个关键选择：以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支撑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通过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支撑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以改革促动与科技赋能，把制度、组织、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景嘉伊与胡正荣研究发现，在政治板块多极化的今天，板块化的价值观传播成为塑造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由于板块边界呈现出系统性、流动性和层状特征，也拓展了全球对话与协作的可能空间。

2.发力城市传播，助推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作为以中央级媒体为代表的国家外宣系统的新生力量，正逐渐勾勒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地方故事。自2018年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成立至今，全国已有超过100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各地国际传播中心主要从三方面讲述中国故事：以地方经济发展讲述物质文明、多主体解读中国制度以阐释政治话语、深入挖掘地方历史人文资源以探索精神文明现代化。但地方国际传播中心也存在战略定位不清、内容多而不精、受众定位模糊等问题和瓶颈。《2023 中国城市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报告》亦显示，内地城市的国际传播存在传播主体不够多元、传播叙事不够亲民、传播媒介趋于单一、传播受众参与较低这四个突出问题。

针对地方国际传播遭遇的实际问题，有学者根据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所在的城市类型，尝试提出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进行城市传播的三种路径：一是聚焦城市发展的产业化传播路径。以重庆为代表的制造业名城， 可将城市故事、产业故事和全球叙事有机结合;二是突出城市文化的区域化传播路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要扎根湾区文化、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拓展国际传播;三是注重城市连接的数字化传播路径。以上海为例的全球都市，经由数字化的城市界面的大众个体化生活实践，更有利于城市精神、文化和历史的全球传播。

(二)以认知深化和精准传播完善国际叙事

1.聚焦精准国际传播，强化社会机制研究的知识生产

近期精准国际传播的效果研究备受学者关注，常见于对线上媒体和平台的效果分析，通过多元考察维度全方位了解国际格局动态。例如基于语料库对国际主流媒体关键词进行高频主题词、搭配词和名词短语词簇的讨论。吴瑛和苏洁指出，国际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报道呈现主题偏向和区域偏向的特点，精准国际传播效能受各国历史发展阶段、双边合作关系和文化差异的制约。陈刚和刘灿威通过对优兔平台短视频的内容主题、标题长度、内容时长、语言表达及标签个数这几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并以视频播放量作为衡量标准，结果发现优兔用户对于泛生活类短视频内容具有更强的偏好，在观看视频时会忽略内容时长等条件变量。但是，用户观看泛知识类视频内容时，传播效果会因跨文化的语言和内容主题引发文化折扣。

当下国际传播研究偏好于短期内取得成功的大众说服活动，即以研究不断变化的动态数据为主，但这其中如何避免陷入数据中心主义的问题应值得重视。王维佳和翟秀凤指出，精准国际传播研究不能忽视有关社会机制的知识生产。数据统计意义上的精准传播是依托于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流量、包括点击率、浏览、转发等指标，却忽略了国际传播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域外知识和实践调研是国际传播精准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不仅能补充国人对中国与世界历史知识和交往实践的整体性了解，更提供了西方主流认知之外的替代性叙事的重要突破口。国际传播研究范式在知识视野上的局限会使国际传播陷入实践困境，如何平衡基于数据的受众研究和有关社会机制的知识生产研究，避免知识和方法上的“拿来主义”， 是未来学科建制和知识更新的必然要求。以144小时“中国旅行”(China Travel)为例，该政策实施后不少外籍游客对中国形象产生全新认识，并以短视频的形式驳斥西方错误叙事，相关视频爆火的重要原因在于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中民间国际舆论场的贴近性。

区域国别学科作为正在推进建制化的学科，其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之于精准国际传播的作用，可通过关系视角看待，建制化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为“体”，精准国际传播研究为“用”。区域国别学科视角下的精准国际传播，出于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优势，是将上述介入式实践调研和在线效果研究进行横向融合，同时避免智能化传播和媒体中心思维范式的依赖，以服务国际传播的知识范式更新。至于国际传播领域的知识论和本体论的建设，经验研究的视角仍占据主导地位，国际传播学术研究需要补充阐释性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同时批判性地思考量化和质化的研究方法，以求对社会现实提出更具普适性的阐释。具有全球解释力的理论也需要不断接收各种文化视野和证据的挑战，经过反复修正、综合、创造，在切磋论辩的过程中提升理论的包容力和解释力。

2.洞察关键行动者，把握国际传播的城市与青年力量

李金铨在引用丹尼尔·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时指出，“媒介接触的重要效果是令受众认同远方他者(Remote Others)和体验新的角色”， “媒介有助于政体和公共空间的建立”。从叙事学视角来看，“城市即故事”，城市传播是围绕城市的故事化认知、故事化叙事、故事化传播三个理论命题，讲述城市的可阅读性、可沟通性、可体验性。城市的社会功能使得来自不同疆域、不同部族、不同类型的事物得以交融和实现新的组合，同时，市民亦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讲述、体验正在交融的新事物。

随着“地方–国家–世界”的层级结构被打破，地方成为他国了解本国的崭新窗口。城市形象的形成， 也越来越多地偏离传统城市叙事如城市文学、城市形象片等等，而是更多地依赖于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碎片化的技术感知。吴瑛和施懿发现，“Z 世代”(1995- 2009年出生人群)和“阿尔法世代”(2010年以后出生人群)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前者自孩提时代接触互联网，后者出生于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时期，他们对地方文化产品进行创作和再创作是在扮演文化中介的转译角色，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行动者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舞蹈“科目三”之所以成为跨国超级IP，就是年轻人自制短视频后，通过国际社交平台令广西热烈的风情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色被传播至世界，引发海外网友在模仿、加入自身文化转译后，引来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拉丁舞“传奇舞后”的翻跳，构建的超越民族、国界与文化的行动者网络。

(三)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国际传播格局演进

1.技术驱动实践，激化网络空间认知战

Sora 展示了文本生成视频的“世界模拟器”的全新可能性，标志着媒介生产自动化与媒体形态一体化的临界点，开启了人类传播史上又一谷登堡时刻。以Sora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暗含的更低成本和高仿真的视频与图片叙事，很可能会造成史蒂文· 利维(Steven Levy) 所称的“ 虚假信息的大灾难” (misinformation train wreck)。AI 换脸技术、语音模拟、人脸合成、视频生成等技术，将令受众无法通过信源的可信度和偏向性对文本信息进行自主评估。在2024年政治选举年中，美国大选当中出现的大规模AI 虚假信息就是典型体现。马斯克及X平台的左翼用户利用AI技术生成虚假图片互相攻击，特朗普亦公开点赞有利于竞选的AI生成图片等等。数字殖民主义与互联网精神的整体张力、后发国家的“中等强国困境”、地缘政治中的人工智能竞赛等因素更为深度、难以辨别的伪造，即虚假信息的泛滥，给国际公众正确认知世界带来更大挑战，可能成为国际认知战的新战场。

2.关注“全球南方”，探索新型叙事框架

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学者延续对“全球南方”相关理论背后的权力和知识框架进行审视。朱泓宇和史安斌从知识全球史视角，梳理作为“地方知识”的“全球南方”传播理论。探讨如何重新认识知识的地缘中心与边缘关系、跨区域的知识流通与交换， 以及地方性知识体系比较。这一理论命题需要在主体上搭建国际传播的“南方合作主义”，在叙事上鼓励替代性叙事的同时厘清跨媒介的意义输出，打造传播共同体等。赵月枝和陈成对中国和津巴布韦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跨文化对话的研究，重新解读绿色发展就是学者们对“全球南方”进一步发掘替代性叙事的典例，该研究指出以西方社会对“绿色”的定义作为准绳是在概念意义上的不平等，这是在认识论上指认中国传播研究与实践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与之一体同构的城市中心主义，需要釜底抽薪地反思国际传播的基本坐标及其方法论基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而言，国际传播的核心在于，定位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其目的和作用不应被窄化为信息的控制与传输，而是对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重塑与再造。

在研究方法层面，学者亦开始尝试使用计算方法解读“全球南方”视觉数据。就近年趋势而言，“全球南方”视觉传播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算法模型中暗含的偏见上。作为方法的计算视觉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计算美学、标签监测、人脸识别与分析等计算视觉方法，揭示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通过视觉化传播，隐蔽操纵“全球南方”国家议题;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计算视觉，将视频内容的深层传播策略进行解构，寻找传播策略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3.加快科技赋能，提升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效能

技术与文化的融合进入全新时代，数字沟通成为国际传播研究又一热点话题。2024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在关注文艺作品“出海”、强调故事化叙事、媒介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可沟通性”的概念命题。晏青指出，传统文化生产越来越表现出中介化活动或媒介化实践。传统文化再媒介化的数字沟通，既可规避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又能促进文化视界融合和国家间的有效对话。以《原神》为代表的中国游戏成功“出海”案例，是游戏作为文化创意产品，承担跨文化传播媒介角色的具体体现。史安斌等人根据文化杂糅理论，讨论《原神》中的角色、故事、场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交融过程中如何进行话语表达，如何重构文化传播，以及从中呈现的文化杂糅传播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中的文化杂糅也需依靠玩家对于游戏的感知、解蔽和参与得以完整。

数字时代的“可沟通性”也引申出“共通”的概念。吴飞认为，当观念和意见在共鸣室中碰撞，建构主体与世界之间双向互动的共鸣关系，使在两个或多个独立实体之间形成对话成为可能，就形成了“数字共通”。即使主体在“共鸣室”无法达成共识，但共鸣的经历仍会在主体间留下互动的深痕，留存彼此的观念和情感反应，并在各自往后的反思生活中成为挥之不去的参照系。

二、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启示和策略前瞻

结合上述研究热点和特征，紧扣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使命、新挑战和新路径，可以从三方面探讨国际传播的实践启示和前沿策略。

(一)融入世界文明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议题与话语

地缘政治的地理空间与国际传播的信息空间是文明间交往的关键因素，国际传播在文明间交往历程中曾经扮演着“武器”的角色，由此引发的文明间交往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文明的覆盖与移植、文明的抗争与冲突、文明的交流与互鉴。第三阶段从二战后殖民体系瓦解起算，世界体系形成、民族意识觉醒，文明议题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组织载体进行承接，以通信卫星等关键物质条件作为支撑。

中国边境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交汇点，其国际传播特点更具双向性、文化接近性、政治复杂性和交流丰富性。由此，边境地区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当中的机遇就在于能否有效利用地缘需要，在内容、受众定位、渠道技术、交流合作和风险防控方面进行策略性应用。例如，报道百姓生活，特别是跨境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利用纪录片等形式讲述边境口岸的国际贸易、外资企业发展、外国人工作生活情况等。

(二)培育标志性的文化IP，提升传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文化正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关键词。近年来的数字文化“出海”研究呈现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文化自信。过去的有关研究主要从文化参与、文化杂糅等角度关注文化交融对文化传播路径所带来的影响，如今逐渐强调对于文化实力的关注。

相较于《原神》以游戏技术为基础，合理借鉴西方文化精粹，立足中国文化精神标识，《黑神话：悟空》的爆火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爆火的核心可大概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IP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足以引起大规模共鸣。《黑神话：悟空》爆火的背后是一系列以《西游记》为蓝本的电视剧、电影、文化产品的文化积淀。实际上，《西游记》有至少三个文学版本、八个电视剧版本、始于默片时代的多种电影版本，以及系列衍生戏剧等;二是对经典名著进行当代表达和语境转换。杨洁执导的1986年央视版《西游记》之所以在当下广为流传有其时代因素，其核心在于对唐僧师徒一行百折不饶和战斗精神的解读和弘扬。换言之，有实力的文化IP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尽管热度会消退，但仍具长期吸引力。面对全新的科技手段和媒介形态时，以《黑神话：悟空》为例的爆火“神话” 能否复制，更重要的是对文艺作品的解读，对当代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对二者的交融的理解。

(三)扎根数字社会的传媒生态，创新网络外宣理念与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 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有学者对此提出从国际传播的整体出发，以“协同传播”的传播模式，即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对内，中国自身需要从主体、内容和渠道三个基本维度，分别实现主体层面的跨界协同、跨地协同和跨圈协同，内容层面的议题协同、框架协同和修辞协同，以及渠道层面的媒体协同和产业协同。对外，需与外部主体实现国际传播的话语联盟，聚焦话语联盟的主体构成、话语联盟的实践议题驱动力、话语联盟的距离因素、话语联盟的沉默螺旋效应与墨染效应问题。

关于构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体系，多项政策均提及媒体在其中起到的重要渠道作用，然而中央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均面临意识形态差异、传播渠道受制于人、叙事和对话能力相对不足等各类挑战。当互联网平台以算法把持“传播可见性”，构建用于形塑受众认知、态度与行为的信息环境时，媒体如何确保在所装载的文化具备“可见性”，如何与其主要用户(“Z世代”和“阿尔法世代”)在内容、平台、价值等维度进行“三重突围”迫在眉睫。与此同时，作为产品的文化，也需依托移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科技手段， 打造多元文化传播形态，以商业贸易拓展文化品牌传播渠道，以产业振兴整合文化传播资源集群。

结语

传播的本质是沟通，讲故事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交流、互鉴与共存的“和合” 理念，超越了隔阂、冲突和优越性，对西方的强权论和冲突论形成有力反驳，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共同生存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国际传播首先是跨文化传播，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配影响各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程度，随着数字技术的加持和意识形态的交锋，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全球舆论格局正出现“全球南方”群体崛起之势。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升级，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可以将传统人类实验与基于代理的研究进行结合的整合性研究思路，构建跨文化与跨语言相结合、个体与群体相结合和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并使得受众模拟、终端模拟和效果模拟成为可能。在国际传播效果研究之外，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思考的是，席卷全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提供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替代性叙事，赋能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从中国的在地实践构建包括传播内容、议题、概念、评价标准在内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张志安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闻学院教授，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 李欣颖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